1949年6月12日，在上海解放后的第一次工商界人士大会上，卢绪章与陈毅一起坐在了主席台上。
与会的工商界人士都难以置信：卢绪章这个人是“挥金如土、纸醉金迷的大资本家”，是国民党陈果夫的亲信，还是“国民党少将参议”，怎么可能如此出席会议呢？认为陈毅一定被蒙蔽了。
没过几天，一封封来自工商界人士检举揭发国民党少将参议、大资本家卢绪章的举报信，出现在陈毅市长的办公桌上。
但他们有所不知的是，卢绪章其实是我党打入敌人内部的地下工作者！
卢绪章
卢绪章（1911—1995），浙江鄞县人。1933年，他与杨延修等进步青年以300元大洋创立了“广大华行”，起初经营西药邮购业务，后发展为中共地下经济战线的核心机构。1937年，卢绪章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自此开启了他“资本家”与“红色特工”的双重人生。
在此期间，他积极扩展广大华行业务，在重庆、贵阳、成都、昆明等地设立分行，先后组建民生保险公司、民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他以广大华行为掩护，周旋于国民党政商高层，为党筹措近400万美元的巨额经费，被誉为“与魔鬼打交道的人”。今天，我们来了解他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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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负着为党秘密筹措资金与物资的重任，卢绪章深知建立一个商业实体作为掩护，是完成任务的基石。他以自己创办并苦心经营数年的“广大华行”基础，迅速将其改造、升级为党在经济隐蔽战线上的中枢据点与秘密通道。
1937年底，上海沦陷，租界成为“孤岛”，卢绪章在上海利用租界的特殊地位继续维持和拓展业务。1938年初，受战事影响，卢绪章决定将业务重心转向西南，随即在昆明设立分行，并拓展代客运输等业务以适应战时环境，很快在依托滇越通道的西南站稳脚跟。1939年5月，周恩来在重庆听取汇报后，决定在上海之外建立一个更隐蔽的“第三线”秘密机构。鉴于“广大华行”经营基础坚实、卢绪章能力作风可靠，决定改派原拟参加新四军的卢绪章赴重庆。
从此，“广大华行”不仅从事公开的商业活动，更肩负起传递信息、接应人员、中转资金物资的绝密使命。
周恩来嘱咐他，对任何人都不允许暴露自己的政治身份，包括家人和妻子。
另外，周恩来要卢绪章广交朋友，包括国民党党、政、军各方面的人物，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社会关系作为掩护，让广大华行这一秘密机构能够长期保存下来，这就是党交给卢绪章的任务。
卢绪章 （前排右二） 与广大华行同仁在上海留影
卢绪章开始以“广大华行”为掩护，建立秘密据点，同时，他利用精通国际贸易规则和拥有广泛人脉的优势，迅速将业务范围从单一的西药邮购拓宽至多个高利润、高流通性的领域，打造了覆盖上海、香港、昆明、贵阳、成都、西安等地的商业版图。
为了完成任务，卢绪章确保“广大华行”治理结构清晰、业务往来票据齐全、照章纳税；从而在国统区工商业界成功树立了实力强、信誉好的正面形象，为秘密工作提供了极好的掩护。
同时，他还与各界头面人物尤其是国民党高官建立关系。
在国民政府军医署的招标中，“广大华行”以低于市价30%的报价成功中标，迅速引起军医署高层关注。随后，当军医署副署长在外汇兑换中遭遇困难时，卢绪章悄然施以援手化解难题，从而赢得对方的信任。此后，卢绪章以优惠条件持续供应军队医疗物资，同时打造了庞大且隐蔽的地下经济网络，为地下工作提供了很好的掩护。
在这一过程中，卢绪章也面临过危机。1940年，军统对“广大华行”的背景感到严重怀疑，准备展开调查，卢绪章立即以“捐助军医院”之名，向关键人物输送巨资，成功将调查引向相反方向，从而化险为夷。
经过一番拉拢，由蒋介石侍从室专员施公猛等人推荐，卢绪章引起了国民党陈果夫的兴趣。陈果夫有一家特药研究所，卢绪章被聘为理事。施公猛还向卢绪章提出参加国民党的问题，并将国民党特别党员证送到他手里，介绍人一栏里填的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吴开先”。接着，一张“国民党二十五集团军少将参议”的委任状也送到他手里。这样，卢绪章在重庆就能畅行无阻了。
电影《与魔鬼打交道的人》主角地下党员于海涛（张公甫）的原型就是卢绪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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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抗日前线的“生命线”，经费的筹措和运送是重中之重。为了确保经费的源源不断，卢绪章有时甚至不惜冒生命危险。
1942年起，“广大华行”开始负责向中共南方局提供经费。这年春天，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卢绪章化名“重庆老孟”，亲赴广东韶关，将南方局所需的8.5万元法币现金交予指定联络员。但该联络员随后被捕叛变，敌人为抓捕“老孟”，携其来重庆搜捕。
得知情报后，卢绪章认为虽然只见过一面，但叛徒还是有可能记住特征并认出自己；重庆街道有限，出门即有极高暴露风险。为保全“广大华行”这一核心秘密据点，经组织商议，决定卢绪章暂离重庆避风头。卢绪章最终凭借“国民党第二十五集团军少将参议”的身份证明顺利购得机票并获检查人员放行，先飞昆明再转成都。两个月后，成功摆脱追踪的卢绪章安全返渝。
卢绪章
尽管面临着生命危险，卢绪章还是持续向组织提供经费。从1942年起直到抗战胜利，重庆红岩村的中共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经常从卢绪章所领导的重庆“广大华行”提取经费，有时还兑换货币或金银。卢绪章最后把自己创办的“广大华行”交给了党，使其完全成为中共中央南方局直接领导下的秘密机构和经济实体，所有的机构和经费都由中共中央南方局实际掌握。
1944年，“广大华行”资金已达30万美元。由于考虑到党的经费困难，卢绪章代表几个持有股份的党员提出将股金全部上交。经周恩来同意，决定将股金的30%作为党费。
在筹措物资方面，卢绪章致力于建立药品运输链与实现跨境军需贸易。例如，他利用与国民党重庆航空检查所所长严少白（军统少将）的友好关系，建立航空快速通道。通过严少白控制的航班，卢绪章将从香港、上海采购的盘尼西林、外科手术器械等紧缺医疗物资，经飞机秘密运抵重庆、昆明中转站，再转往各根据地。其中的典型事件便是1943年，一批急救药品从香港空运至重庆，经卢绪章协调后转运给成都地下党，解决了川北根据地伤员救治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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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7年至1948年，这位传奇式的中共地下党员企业家，为党筹集经费近400万美元。但他的个人生活却异常俭朴，从不允许员工和家人浪费一文钱。他常说，这些钱都是党的，赚的钱都要上缴组织。
在工作中，卢绪章出入固然有汽车，赴宴也是西装革履。但谁也不会想到，这位身家百万、正当英年的“大富豪”，贴身的衬衣却打着补丁。为避免引起怀疑，他不能把衣服拿到洗染店，甚至不能请人代洗。于是，这件打着补丁的贴身衬衣只能由他夫人亲自洗。洗过之后，将马铃薯磨成浆，抹在领子上，再熨烫平齐，以使衣领保持硬挺。这就是一个西装革履的“百万富翁”不为人知的“秘密”。
有一个不完全的统计：卢绪章领导的“广大华行”1942年为广东韶关地下党提供经费8万5千法币。1948年至1949年，他先后两次为中共港澳工委提供了15万美元，给湖北和西南党组织提供经费2万港币。1949年初，卢绪章交党组织现钞100万美元，并向上海地下党提供1亿法币。此时，中央向卢绪章领导的“广大华行”发出指示：清理海外资产，与香港华润公司合并，回京参加新中国建设。卢绪章最后又向党中央上交了200万美元。
解放后，广大华行留在香港的员工、股东，不少都经营成了富翁，有些人便笑卢绪章：你上缴广大华行的利润、股本时，怎么没给自己留点呢？
对此，卢绪章只淡淡回答说：当年我下海经商，那是绞刑架下的生活，脑袋瓜子别在裤腰带上，党什么时候要钱就要什么时候给，多惊心动魄啊……所以当我把钱一交，浑身轻松，没有想过保留个人资产的事情。
卢绪章
卢绪章是新中国对外贸易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为我国对外经贸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解放后，他先后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贸易部副部长、中国进出口公司经理、对外经济贸易部副部长等职务。他参与创建了新中国第一家国营外贸公司——中国进出口公司，后发展为中化集团。
退居二线后，他仍热情关心我国的改革开放和对外经贸事业的发展，并为之献计献策、尽心尽力。邓小平委派他统筹宁波开放工作，称其任务是“动员全世界的宁波帮”。卢绪章不负重托，将港口建设作为重中之重，推动北仑港跻身国际枢纽港，助力宁波舟山港成为全球吞吐量第一的超级港口。他没有忘记自己“商人”的底色，但更清楚：今天的“生意”，是为国家建设服务；今天的“资本”，是为人民谋幸福。
在时代浪潮中坚守初心，于纷繁世相下永葆赤诚。卢绪章以商战为烽火，以资本为武器，于无声处书写了传奇。他的故事不仅是隐蔽战线的缩影，更揭示了共产党人“为使命倾尽所有”的精神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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